河南省洛阳市法律援助中心对宋某抚养纠纷提供法律援助案

【案情简介】

宋某系河南沁阳人，经人介绍与河南孟津人孔某于2014年8月11日登记结婚。2015年2月12日，两人的婚生女宋某女出生。宋某系初婚，孔某系再婚，两人婚前彼此缺乏了解，感情基础薄弱,婚后生活中经常发生争吵，感情日渐破裂。2015年11月，两人又一次发生矛盾后，孔某一气之下将女儿带回娘家孟津县某镇某村居住，并于同年11月14日将女儿交由赵某、杜某夫妻俩抚养，并签订“抚养协议”，此事未告知宋某。随后，孔某再也没有回宋某家，几个月后宋某发现此事，多次找孔某要孩子，孔某声称宋某有不良嗜好，为女儿今后着想，拒绝宋某要求。被拒绝后，宋某于2016年4月，向沁阳市人民法院起诉，要求与孔某离婚，抚养女儿宋某女。2016年5月17日，沁阳市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，宋某与孔某离婚，二人的婚生女宋某女抚养权归宋某。

判决生效后，孔某未履行生效判决，宋某无奈之下申请强制执行。2016年5月31日，沁阳市人民法院执行人员找到赵某，将宋某起诉孔某离婚、女儿抚养权归宋某的事实告知赵某。赵某坚称孔某到场才将孩子交给宋某。2017年6月14日，执行人员找到赵某，并让宋某、孔某一起到当地派出所谈话协商。赵某提出宋某要支付从2015年11月起至2017年6月的抚养费20万元，一次性支付到位。因协商未果，宋某向孟津县人民法院起诉赵某和杜某，并愿意支付合理的抚养费。孟津县人民法院考虑到被告赵某、杜某抚养宋某女期间花费了时间和精力，依据公平原则以及考虑当事人意愿，作出判决：赵某、杜某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将孩子宋某女交给宋某、孔某；宋某、孔某在判决生效后九日内支付被告赵某、杜某误工费及宋某女生活费（从2015年11月14日起，按每天100元计算至实际支付日）。因认为一审法院判决抚养费用过高，宋某不服，上诉至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
上诉后，宋某通过拨打“12348”法律服务热线电话寻求帮助，法律服务热线指导宋某到洛阳市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。法律援助中心了解到宋某为低保户，家中还有一个智障弟弟需要照料，符合经济困难条件，且符合法律援助案件受理范围，随即将案件指派给河南某律师事务所律师承办。

王律师接受指派后，立即与宋某联系，详细了解案情，并到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查阅一审案件材料。王律师发现本案一审起诉时存在以下几个问题：一是本案是抚养纠纷案件，宋某的前妻孔某私自与人签订抚养协议，并将孩子送给他人抚养，抚养协议本身无效。将孔某也列为原告存在失误，会阻碍案件正常进展以及后续案件执行；二是民事诉讼案件原则为不告不理，宋某一审起诉时主动要求补偿给被告抚养费，判决时会比较被动，不利于维护宋某合法利益。

鉴于本案矛盾的焦点为抚养费过高问题，王律师提出了代理思路：第一，赵某、杜某在明知孔某未经宋某同意的情况下，与孔某单方面签订收养协议，也并未取得民政部门的收养登记，应意识到自己的收养行为不合法。因此，抚养协议无效，婚生女宋某女应交由宋某、孔某抚养 ；第二，宋某与孔某经法院判决离婚后，婚生女宋某女归宋某抚养。从2016年5月31日开始，为要回孩子，宋某多次和执行法官、当地民警找到赵某、杜某，让其把女儿宋某女归还，赵某、杜某应当明确意识到其拒绝归还的行为已经违法。赵某、杜某在该抚养纠纷中存有主观过错，宋某不应过度补偿；第三，关于抚养标准和抚养时间的确定。赵某、杜某都生活在农村，应该按照河南省2017年农村居民人均年消费支出8586.59元标准计算。抚养的时间，应当从赵某、杜某2015年11月14日抚养宋某女开始，至2016年5月31日沁阳市人民法院法官正式要求交还孩子时间为止，共计6个月17天，合计费用共计4634.41元。主要依据为：1.2016年5月31日，是沁阳市人民法院法官和上诉人正式要求交还孩子的时间，自2016年5月31日之后，被上诉人拒不交还宋某女，其不仅行为违法，而且应当自行承担之后一切费用。2.赵某、杜某在该抚养纠纷中存有主观过错，宋某、孔某不应该承担误工费。

2018年4月12日，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。由于王律师提供论据充分，请求合情合理合法，法官采纳了王律师绝大部分意见，对抚养费作出改判，变更一审判决为：原告宋某、孔某在判决生效后九日内支付给被告赵某、杜某误工费及生活费57800元。宋某对案件判决结果比较满意。

【案件点评】

本案是一起典型的抚养纠纷案件，宋某前妻孔某私自将婚生女送与他人抚养，并签订抚养协议，赵某、杜某私自抚养孩子，整个送养与收养过程不合法不合规。本案也是一个典型的诉讼请求设定失误的案件，民事案件在起诉时，确认好双方主体资格以及设定诉讼请求对案件的顺利进展非常重要。宋某将前妻孔某列为原告并且起诉时自愿要求承担抚养费用，给法院对抚养费的给付定下论调。援助律师为维护当事人的最大权益，从法律层面、道德层面上，聚焦本案的焦点，对生活费、误工费是否合理、抚养费是否过高的问题，找准了法规依据，结合法理和情理提出正当诉求，降低了给付数额，有力维护了受援人的合法权益。